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二、对改革的反思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1] 例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1版。
[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6] “一块石头”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有利于）”是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四只鸡（基）”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