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四、制度变迁与理性行为研究方法的转换
五、结语

汪丁丁，１９９６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３月。
１９９１，“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管理世界》，１９９１年８月（已收入汪丁丁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１９９２，“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１９９２年５月。
１９９４，“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１９９５，“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９月；
１９９６ｂ，“产权博弈”，《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两文均收入汪丁丁的文集《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１９９６ｃ，“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６年秋季卷。
１９９７ａ，“回顾金融革命”，《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１９９７ｂ，“知识沿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６月。
１９９７ｃ，“试说‘现代性问题’”，《读书》，１９９７年６月；《试说“后现代性”》，《读书》即将发表。
１９９８，“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通论）”，《公共论丛》，１９９８年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