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中国教育在向世界大势趋同的历程中,曾经带着沉重的脚步,三次战战兢兢地尝试过向传统体制的突破与冲击。1865年洋务派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创了中国新式学堂教育的先河。随后,经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为数极少的一些睁开了眼睛的人斩荆劈莽、忍辱负重地奔走呼号,终于促成清政府于1905年9月明令自1906年起彻底废止科举制度,从此中国教育的功能与目的一洗肇始于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3年)、历时近1400年的八股科举的腐朽与没落,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历程,是为首次,历时凡40年;191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风起云涌。在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精英极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感召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中小学把国文课改为国语课,同时废止清末以来的各种文言文教科书,从此中国教育的语言载体和内容体系又一次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为第二次,历时5年;1977年初,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对1920年——1966年逐步完善起来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直至今天我们面对WTO ,再次陷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问题的沉思,是为第三次,历时24年。与中国教育前两次突破与冲击一样,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教育第三次历史性迈进,同样背负着历史的千年沉重。它既要面对五千年古老文明的追问,又要面对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殷殷期盼。因此,“中国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可谓“千年沉重”,正伤透着每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脑筋。 |